贸易战对电脑系统_贸易战对联想电脑的影响

1.近几年美对华经济制裁都有哪些

2.美国上世纪90年代怎么对待日本的经济

3.苹果是怎样的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皆知，中国那么多企业在美国有投资和业务，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公司还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为何独独中兴被美国拿来杀鸡儆猴？

来源于网络

中兴违反美国《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

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规定在美国制造的通讯软件类设备不能出口伊朗，但中兴作为在美国营业的公司，公然违反美国制裁条例规定，将含有美国制造的芯片等通讯设备卖给伊朗通讯公司。中兴不服从业务地国家管理，错误在先。

中兴耍小聪明

中兴为了不让美国抓到把柄，在中国设立了一家公司，中兴先把设备卖给国内公司，然后国内公司再卖给伊朗，但这种行为依然是违反美国制裁伊朗条例规定的。

中兴人保密意识不强

国家有机密信息需要保护，企业同样有机密信息需要保护。美国一直怀疑中兴把通讯设备卖给伊朗，但苦于没有实锤，但两三年前中兴工作人员出差美国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里却保存有涉及与伊朗通讯贸易的文件，并被美国在海关查处，最终美国拿到实锤，对中兴开出大额罚单。

中兴未悬崖勒马

美国开出大罚单后，中兴表面与美国和解，但依然不配合调查，试图隐瞒一些信息，失信于人。

综上，中兴公司就成为了中美贸易战中首当其冲的高科技公司。

我们应该学到的教训有哪些？

增强保密意识

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抑或是个人，都需要时刻紧绷保密这根弦，对于影响自身安全、不能被人知道的秘密，要严加保管。

提高守法意识

企业、个人不管在哪个国家，办事都需要敬畏当地法律，遵守社会规则，尤其是国人的小聪明到国外后不仅会失灵，更会为自己和母国招黑。

掌握核心技术

中兴被制裁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想在外人面前腰板挺拔、说话硬气，就必须要掌握核心技术，依靠别人的核心技术大谈买卖，就像拄着别人拐杖的瘸子，被人要走拐杖后，走路都会走不利索。

近几年美对华经济制裁都有哪些

目前中美贸易冲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少美国受制于法律企业纷纷站队，表明立场，不过这其中显然没有苹果。苹果CEO库克在之前的访问中，坚定的表示看好中美之间和平解决贸易争端，现在的制约都是短时间的。

这不，《华尔街日报》6月28日消息，苹果这次干脆将新款的Mac pro电脑的生产也搬到中国来了，要知道，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对于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成本还是会大幅上升的，苹果的iphone和mac book等笔记本价格已经相当高企了，再加上关税无疑会降低苹果在全球本就开始下滑的销量。

不过，从苹果的行动上来看，苹果对一中美贸易战和平解决的立场可以说非常坚定了。要知道特朗普目前除了在全球到处找茬之外，也一直在号召美国的科技公司将制造业搬回美国，虽然响应的企业不多，但是也很少有像苹果一样在风口浪尖还将生产搬离美国的。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联想应该像苹果学习。当遭遇美国加征关税时，联想的第一反应是联想可以随时将中国的生产线搬出中国，以避免贸易关税导致成本的上涨。而苹果显然更能得到认可。

其实，苹果真的是有中国心吗？说到底它不过是一家企业，企业盈利依旧是它的主要目的。论及生产和劳动的效率，以及供应链的相应速度，现在的中国在全球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世界工厂的称号并不是盖的。苹果如果想要新产品快速的完成产能爬坡，极快的进入市场，在中国生产无疑是最明智的决定。

苹果Mac Pro台式电脑不是由富士康来代工，而是选择广达，广达作为苹果电脑的主要代工厂，今年来主要代工苹果的mac book笔记本和le watch智能手表，广达在中国拥有四家代工工厂，也是代工界的巨无霸。其实，美国科技领域已经享受到了技术带来的高溢价，苹果手机占据了手机行业70%的利润，美国的高通，美光等芯片由于有着先进的专利技术，也获利颇丰。美国想一遍垄断高科技产品，一边又想利用低端制造业创造就业，显然是太过贪心。网友也给美国出了个招，让美国的工人来富士康试试能不能干这个工作强度，还只拿几千人民币，就知道美国科技企业为什么要来中国制造和生产产品了

美国上世纪90年代怎么对待日本的经济

继今年3月对中国产品出口进行集中火力猛攻之后，4月以来，美国再度举起更为锋利的铡刀。4月12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日落复审裁定，继续对中国输美大蒜征收反倾销税，征收税率高达376.67%。9月12日晚（北京时间13日午间），美国美国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要求对友达光电处以10亿美元罚金，理由是后者涉嫌操纵价格。同一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2日作出日落复审裁定，继续维持对中国出口的纯镁（颗粒状）征收反倾销税。美国法院今年3月份作出判决，友达光电参与液晶面板价格操纵的罪名成立。美国司法部在长达56页的法庭文件中称，应当对友达光电副董事长陈炫彬，和前执行副总裁熊晖处以100万美元罚款以及10年监禁。美国旧金山地区法院法官Susan Illston将于9月20日宣布对友达光电的判决。当地时间12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裁决，认为中国市场进口的纯镁产品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给美国相关产业造成持续的损害。这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最新的一轮贸易救济行动。

显然，并不像以前就人民币汇率等贸易问题仅仅停留在“口舌之争”的层面，美国本次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选择了短兵相接和真枪实弹，而且交锋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低端”产品，同时有逐步向“高端”领域弥散与蔓延之势。不仅如此，在寻求贸易救济手段上，美国除了选择双边途径之外，未来还将广泛策动盟友和利用世贸组织等多边途径，以达到对中国的立体“围剿”和联手“群殴”。

利用知识产权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高端工具向中国发难，将成为美国手中最轻松的贸易游戏。依仗着长期积累的科技开发成果、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以及严格的保护和救济程序，美国得以不断巩固和强化自己的知识产权优势，也使得知识产权制度在确保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霸主地位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美国频繁使用的两大著名条款，即301条款和337条款，俨然已经构成保护国内企业和国家利益的铁壁铜墙。因此，在中国企业仍更多地停留在模仿制造阶段的生态环境下，知识产权将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灾区。资料显示，近年来，美国发起的337调查就涉及中国13家企业，涉及的产品已开始瞄准照相手机、平板电脑、激光打印耗材等领域，而且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强化。

反补贴逐步取代反倾销成为中美双边纠纷的主要来源，也是一种大概率的。统计显示，迄今为止，美国以反补贴为由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达113项。此外，美国制造业联盟发布的4份最新报告称，2001年~2011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至少获得了275亿美元的补贴；2004年~2008年，中国玻璃和玻璃制品业得到的补贴高达302.9亿美元；2000年~2007年，中国钢铁业获得的能源补贴是271.1亿美元；2002年~2009年，中国造纸业收获的补贴超过330亿美元。据此不难推断，美国极有可能将“火力点”布置到针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补贴”之上。深入分析还可以发现，除了近几年中国调整和治理出口低价竞销获得巨大进步以及不断上涨的中国出口产品生产成本等因素逐步遏制了外国对华传统的反倾销手段空间外，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赶超的最大优势就是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迅速集中大量投入一个产业。而美国将这些产业发展政策的措施指为违规补贴，欲以此达到对中国竞争者釜底抽薪的效果。

以发动对中国的频繁贸易制裁为契机，寻求修改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将成为美国的一项重要诉求。由于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陷入僵局，目前多哈回合谈判正处于休眠状态。但是，正式谈判已经中止，而非正式谈判仍在继续，并且为了突破外交上的羁绊，多哈回合非正式谈判的重要性正在取代正式谈判，世贸组织各方正在就反补贴规则的两个案文进行磋商。据此，美国企图突破多哈回合规则谈判框架，扩大禁止性补贴范围，针对目标大体是国家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资金支持，而这正挑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敏感神经。因为目前我国的主要金融机构不但都是国有，而且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重要的产业部门或原材料生产部门起着主导作用。分析发现，世贸组织谈判中第一次案文已经填入了管制价格补贴的专项性条款，从而把原本不属于可诉性补贴也列为可诉性补贴，一旦最终获得通过，美国便可以将其直接沿用至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于中国出口贸易将造成致命性影响。

还需特别重视的是，中美间的贸易战很可能引发极不健康的对华“群殴”结果。美国的经济体量和无与伦比的铸币权奠定了其主导全球经济格局的地位，也使得它具备了调动他国尤其是盟友的能力。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各主要经济体谋求经济“自救”的过程中，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盈利能力直接影响各国的就业能力和各国税负的调整能力，而通过贸易救济手段不仅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本国刺激经济的商业成本，还可以减少国内的政治协调成本。

苹果是怎样的

一、日美贸易摩擦战的回顾

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表明内部因素是推动变化的决定性力量，外因只能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日本在这场贸易摩擦博弈中铩羽而归，内因是缺少大局观，没有从战略角度处理当时的问题，坚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封闭的市场模式，“挤占”他国发展空间，严重违背了国际社会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外因是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对日取了强硬措施，有人说这是“阴谋”，却没有依据，算是一种推测，但是确实是导致日本经济持续10年衰退与低迷的极其重要因素。美国似乎扮演了一个不负责任的角色，美国却是在维护本国利益。

1.美国难容日本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20世纪80年代，日本长期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长快，一片繁荣景象。由于这种繁荣是以对美欧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贸易顺差为代价，这虽不能说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客观上却也抑制他国经济发展，“挤压”了他国发展空间，严重违背了和谐共生的国际社会准则。相比之下当时美国经济长期受到贸易、财政和消费三大赤字困扰，经济滞胀近10年而难以摆脱。1987年，美国经济经历“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经济衰退，危机四伏。随着洛克菲勒总部大楼落入日本人手中，多数媒体评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正面临着与大不列颠相同的命运。日本方面也有评论家称“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也叹息“冷战结束了，输的是苏联，赢得却不是美国，而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掀起的日本“威胁论”得到了各界广泛认同。

2.美国反复、强烈地要求日本开放封闭市场都无效，最后才取外部封堵措施，痛下杀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贸易发生摩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双方开展纺织品贸易谈判开始，直至90年代前半期两国之间商谈结构性协议，就两国之间经济关系几乎所有领域的议题进行全面磋商。美方前后提出：要求日本调控进出口增长速度，减少顺差;要求日本废除《大店法》，允许美国商业企业进入日本市场;要求日本改革固定的、具有排他性的企业合作关系等等。由于日本对美国式西方经济理念非常熟悉，辩称按照市场经济理念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规则衡量，日本市场非常开放，无可指责。然而事实是当外国产品和投资进入日本市场时会遇到各种障碍。这些障碍有些是隐藏在政策实施细则里，直至遇到实际问题，精明的企业才可能意识到“这里存在障碍”，多数外资企业难以觉察;有些障碍是日本行会、商会的一些不成文规定在起作用;更加令人难以应对的障碍是在岛国意识主导下，日本国民价值观非常讲究团结。民族团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就是排斥外来竞争，就是不喜欢购买外国产品。面对这些五花八门富有东方文化色彩的障碍美国非常恼火，既不能在关贸总协定诉讼日本，又不可能让日本国民洗脑，感到束手无策。有时美国甚至对日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强迫日本让步。如要求日本汽车出口实行自主限制;要求日本半导体出口设定目标等。1992年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甚至亲自出马，访问日本，坐镇指挥对日磋商。每逢这种情况，日本总能巧妙地想出对策，以一些表面让步与美国达成协议。事后美国很快就会发现日本的让步不过是一种象征性意义，对扭转全局不过是“杯水车薪”。总之，美国对日磋商，尽管软硬兼施，反复施压，可结果收效甚微。美国在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中已经无法收手，恰巧正值冷战结束，美国有能力、也具备条件，可以对日取强硬政策。

二、日美贸易摩擦战日本失利的外部因素

1.广场协议限制了日本调控经济能力。针对日本贸易从20世纪70年代起持续扩大的顺差和美国贸易严重失衡，逆差占到GDP的6%以上。1985年美国主导西方五国签字“广场协议”。五国同意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让高估的美元实现软着陆，以及各国利用财政、金融政策维护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此后我们看到日元对美元连续10年升值，从1：240升至l：79，升值幅度67%。期间日本一直坚守广场协议，维护美元地位，明知美元资产在贬值，“黑色星期一”时也不得不指导日本企业大量购买美元资产;1988年明知经济有些过热，却不能收紧银根，结果刺激日本经济过度扩张。同时由于日元升值、外汇储备增加及升值预期，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日本，内外资金大举进攻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开始疯涨，产生了大量泡沫。显然遵守广场协议，捆住了日本手脚，导致经济有所失控。

2.广场协议堵住了日本经济复苏出路。广场协议赋予美国主导各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走势的权力，而美元相对日元的贬值不仅一直在削弱日本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且还可以隐含有为某种特殊目的服务，达到特殊目的的作用。前面所述，美国对日谈判解决贸易摩擦问题持续多年没有结果已经无法收手，最终以逼日元升值为手段，在外部堵住日本出口。人们仔细分析日元汇率走势会发现，1993和1995年分别是日元急剧升值的两个高峰期，而此时日本经济正值战后第12次循环上升周期(1993年10月—19年5月)，经历从谷底爬出、逐步上升、进入繁荣的阶段。1993年日本出口正在带动经济从谷底爬升，已经出现明显拐点，但是爬升速度仅持续半年就因日元急剧升值，外需转为负值，拉低了经济增长水平而放慢了步伐，所以1993年、1994年日本经济仅增长0.5%和0.7%，在超低空飞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复苏感觉的复苏。1995年、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水平分别达到2.5%和3.4%，从数字上似乎反映出复苏步伐有所加快。然而这是日本于1994年、1995年实施大型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滞后半年发挥出的效果而已。1994年、1995年日本公布分别追加投入了15.3万亿日元和14.2万亿日元财政资金，用于建设公共事业，并测算出将对经济增长拉高3.0%和4.4%。换句话说当时日本经济如果没有政策支持，民间部门经济增长实际不过是在零上下而已，显然这两年经济复苏并不是民间部门经济自发性复苏，而是人为拉高的结果。而导致1995年、1996年日本经济民间部门增长停滞的原因就是日元急剧升值，外需负增长扩大，抵消了民间部门增长效果。在这连续多年出口环境恶劣影响下，日本企业不得不减少投资和压缩开支，所以19年5月日本经济第12次循环出现下行拐点，进入衰退阶段，19年、1998年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直至1999年1月。显然20世纪90年代日元急剧升值的两个高峰期打击了日本出口与日本经济两次复苏势头放慢、停滞和夭折，两者之间高度相关，如此结局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中的阴谋。

3.广场协议让日本忍受损失却不能自主避免。美国金融机构掌握有大量国际流动资本，响应美国政策干预信息，美各大金融机构带头大量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或其他货币实现美元贬值。这意味着美国机构在不断地卖出贬值资产，买入升值资产，实现新增资产和既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美元国际地位，日本必须按照协议指导日本金融机构适当进行反向操作，即放弃购买升值的日元资产，去购买正在贬值的美国国债、股票、房地产等等，眼睁睁地看着新增和既有海外资产不断贬值。

三、日美贸易摩擦战日本失利的内部因素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发展获得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创造了外向型经济模式。但这种模式也是导致日本失利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日本经济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一)日本经济模式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复兴时期国际竞争力十分弱小，由于极度贫乏，发展经济所需几乎百分之百依靠进口，对进口的大量需求客观上要求日本必须有大量出口才能实现外汇收支平衡，可以说发展出口，实现外汇收支平衡成为日本经济能否实现发展的最大障碍。为此，日本从国家角度研究和逐步摸索，总结、制定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一系列配套措施，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制度化、长效化机制，这就是战后著名的“日本经济发展模式”。

(二)日本经济模式的机制特征

1.建立有强大的组织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时期，日本为了扩大出口，在国家经济政策决策的最高级别——内阁设置了“出口会议制度”。由首相亲自主持会议，定期召集有关省厅大臣出席会议，商讨解决扩大出口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2.以扩大出口为核心配置，从各方面给以政策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早出台的《外汇外贸管理法》中就有对发展出口所需外汇给予优先支持的规定，金融部门对出口企业所需信贷给予优惠的政策，对出口企业海外出差、海外设置分支机构用汇给予优先照顾的政策，甚至还有对出口业绩好的企业给予特别嘉奖，对出口企业给予进口紧俏商品配额的政策等。

3.以发展出口产业为核心，高度重视发展制造业。如对出口企业引进技术所需外汇给予优先安排，对出口企业所需进口给予优先分配，对出口企业设备折旧可以用加速方法等等。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对出口产业提高技术水平的政策支持最为重要。具体有：一是对引进技术的控制只允许全国引进一次;二是国家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提高的研发给予费用支持;三是在产权制度上主张适度推广的政策等，这对日本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4.建立强大的出口促进体制。对出口企业需要了解国际市场信息，国家财政出资，成立专门机构在世界范围广泛收集、整理、分析国际市场信息，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无偿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对出口企业出国参展实行鼓励政策等。

5.形成出口带动经济周期性复苏的机制。在日本经济周期性循环的原理告诉我们，当库存增加超过一定限度经济就会陷入衰退。而日本经济周期性复苏往往从出口开始，当出口增加时企业库存就会减少，出口产业就会逐渐复苏。于是出口产业会增加设备投资，对日本装备制造业提出订货，于是复苏层面进一步扩大至全体制造业。当全体制造业复苏之后，相应地对服务业也会提出“增加订货”的需求，进而复苏扩展至第三产业，最终实现经济全面复苏。所以，出口经常是日本经济保持增长和实现周期性复苏的第一动力，投资往往扮演第二和从属性动力，消费者需求则成为经济复苏的最末角色。

(三)日本经济模式存在的缺陷

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发生物极必反的变化。日本发展成功是仰仗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可对美贸易摩擦战失利归根结底就是日本对外出口扩张过度，造成国际关系严重失调，遭到美国、欧盟等世界上多数国家强行“调整”。日本经济失利自身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如下方面。

1.过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在日本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下，20世纪50年代日本出口以轻纺品为主，为经济复兴立下功劳;60年代日本出口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出口大量增加，贸易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带动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70年代借助两次石油危机，日本出口产品节能特点突出，深受国际市场欢迎，贸易收支顺差持续扩大，日本经济甚至比拥有的美国还率先走出危机，实现复苏;80年代，日本出口呈现咄咄逼人之势，一批具有代表性产品出口达到世界第一或位居前列，如钢铁、造船、机械、化工、电器、汽车等等。出口不仅成为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追赶美欧的“功臣”，更是日本国家的“光荣与骄傲”。然而，事物发展存在物极必反的规律，任何一套发展战略不管如何正确都是依据当时的环境、背景制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空约束。日本不管环境如何改变，也不考虑本国早已克服了“进口刚性扩张”等问题，继续追求出口利益，在世界上“一花独放”，将自己置于孤立的地位，违背了世界和谐发展第一要义：和谐共生原则，以至于出口从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最大功臣变成贸易摩擦战失利的“罪魁祸首”。

2.日本坚持发展制造业、完整的产业链和过分扩张产能，形成过剩产能和扭曲的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产品出口开始呈现咄咄逼人之势，日本钢铁、造船、机械、化工、电器、精密仪器、汽车等产品出口，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对手。日元急剧升值以后，日本出口产业主动调整，将“重、厚、长、大”产品进行改造、升级，大力发展“轻、薄、短、小”产品。于是日本电器、自动化办公设备、精密仪器、机器人、半导体芯片、汽车、高端钢铁等产品迅速成为新一代出口主力，向世界市场发起新一轮进攻。产品竞争力之高令美欧国家企业几乎无法抵御，市场分额大量沦丧。强大的竞争力进一步刺激日本制造业加大投资，扩张产能，反过来过剩生产能有必须依赖出口，形成了扭曲的经济结构，失调的部门比例。当日本出口扩张的出路被堵，日本经济就找不到增长点，经济停滞的问题立刻成为各方矛盾突出的焦点，以至于从90年中期，日本企业不得不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处理产能过剩、过剩就业、开工率不足等问题，被迫进行长期艰苦的结构改革。

3.日本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与发达的制造业比，日本金融、信息、创新和知识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金融业竞争力弱，理财产品少，直接金融更加不成比例，而且在这个领域缺少国际知名的一流企业。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华尔街经纪人开发出了复杂的电脑交易系统和数学工具，以便操作各种复杂、新颖的金融产品，但以野村证券为首的日本证券公司却没有进取，交易技术停滞不前。实践证明当日本“弱势兵力”对阵美国强大的金融机构时，日本的弱点暴露无遗。1990年美国摩根斯坦利已经警觉到日本股市存在的问题，指出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应该卖出。于是国际流动资本率先离去，引起日本股市最初的暴跌，但日本著名的四大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反应。日本甚至以道义的概念指责外国投资者离场有悖信义。等到日本股市一路下跌直至1995年日本金融机构才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再想取措施已事过境迁，接着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已经无力回天。

4.日本高储蓄，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的政策，导致内需不足。作为日本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配套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直鼓励国民节俭消费，增加储蓄，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本，用以发展经济。日本还鼓励企业以投资带动投资、以生产带动生产，在金融领域鼓励以信用创造信用的方式发展制造业。这也是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起飞，短时间内发展出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产业配套及产业内循环体系的重要经验。另一方面，日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视消费为经济消耗，置于次要位置，制定政策总是优先考虑企业利益。长期以往造成消费规模过小，形成内需不足，生产过强、过剩，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外部需求生存和发展。比较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不难发现日本制造业比重偏高和个人消费比重过低的事实。所以，鼓励储蓄，节俭消费已经成为日本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最大的障碍之一。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前途。

5.日本市场封闭的类型。日本市场属于表面开放、潜规则封闭的类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竞争力十分弱小，外汇极度贫乏。在设置经济体制时，还曾考虑到本土文化特色，与市场经济自由的竞争保持较大的距离，反而非常强调合作和避开锋芒等。其封闭型具体表现：一是为了实现各行各业实行适度竞争，以减少自由竞争过度发展造成经济损失，有意在各个领域扶植少数大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实行“寡头垄断”，由寡头企业建立和维护市场适度竞争的市场秩序。二是鼓励在日本大企业周围聚集大批中小企业为之配套，形成产业群或日产业链，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日本称其为“系列关系”。其系列关系之牢固不仅排斥外来竞争，而且对不同派系企业同样有强烈排斥作用。三是日本大企业在占据的销售或服务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的前提下，可以实现价格“默切”和市场地域划分。四是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实为让大企业留下零散市场空间给中小企业生存，“实行都有饭吃”的市场规则。五是日本岛国意识以团结为第一价值观，爱国影响了消费行为，在市场上表现为偏爱国货。在日本从企业到行业协会、经济团体再到、政党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这种规则。这种规则实行的结果造成外国企业和产品进入日本市场重重困难，我们常常说世界500强企业竞争力如何强大，但在日本市场铩羽而归不在少数。美国就是对这种市场规则束手无策，最后只有压日元升值，从外部“封堵”日本出口，痛下杀手。

四、日美贸易摩擦战

(一)内外不一

日本在广场协议签字，摆出对美协调政策的姿态，却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对外经济失衡问题，向内需主导型模式转变。中曾根内阁时代，曾以大规模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刺激经济复苏，误认为扩大公共投资就是扩大内需，等同于内需主导型经济。可结果在经济陷入衰退时日本还是依赖外需带动复苏。当出口带动经济复苏失败后，屡屡动用财政手段，持续扩大公共投资。但是日本国土狭小，该修的公共设施都已齐备，在不需要的地方建设公共设施，投资乘数效果已经江河日下，经济不仅没有复苏，还无谓地增加财政负担，造成日本财政危机。

(二)国际利益高于经济规则

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日本没有认识到冷战结束，东西方格局打破后，原来的东西方阵营、敌友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正在寻找新的潜在敌手。而日本出口过度扩张早已超出了自由贸易范围，威胁到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包括国际秩序、国际结构和国际价值观三大部分。世界上各国综合实力对比决定了各国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份额”，建立在空间份额基础上形成各国实力对比的结构关系和一种平衡、稳定的格局称之为国际结构。在共同价值观主导下制定的游戏规则称之为国际秩序。日本出口过度扩张一是挤压他国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挤压了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二是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环境里形成一国独赢、一花独放的局面，违反了国际社会和谐共生的准则;三是在经济上冲击美国，动摇美国主导地位等于冲击了现行的国际体系;四是日本为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不足以弥补大家遭受到的“损失”，因而日本的发展对国际结构和国际秩序提出的“调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基于以上，当时的日本已经由冷战时期美国的盟友变为美国的威胁，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有理由对具备挑战者资格的国家取措施，包括取强硬的打压措施。

(三)对流动性管理失当

日本忽略了流动性过剩，造成经济泡沫化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任由国内国际流动资本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日本央行官员曾对笔者透露当时日本甚至没有对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行监控。进而当经济泡沫破灭时，日本又没能及时指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指出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妥善处理不良资产的对策，一再错过时机，以至于问题越来越严重，发展到局面不可收拾的地步。

(四)结构扭曲、“单兵冒进”

日本过度重视发展出口和出口产业，认为出口大量增加是经济竞争力高的表现，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对日本经济有利无害。这种分析问题的观点显然是站在国内立场，失之偏颇。日本制造业出口产品竞争力强，成为日本的骄傲，却刺激日本制造业过度发展，过于向制造业倾斜，结构发生扭曲。当出口出路被堵，制造业生产能力就会立刻发生过剩，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停顿，出口产业反成为日本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

(五)政局动荡，政策过于摇摆，迷失了方向

20世纪90年代，面对泡沫经济破灭这样史无前例的艰难问题，客观上要求日本应该制定出一套成熟的政策，并且始终贯彻如一。但是在此期间日本前后更迭9次总理，改组内阁十几次，频繁的政策摇摆早已经令日本政治家和经济智囊迷失了方向。最具典型事例就是针对日本大型都市银行普遍拥有大量不良债权，濒临倒闭，是按市场经济规则听任其倒闭，还是取实行保护政策。对此执政党、官员、经济学家、经济界著名人士广泛参与了讨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这对日本的决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苹果公司在中国产品维修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双重标准被315晚会曝光。

2、苹果强硬回应315曝光，仅发百字声明拒绝道歉。

3月15日央视315晚会次日，苹果公司声明称：“苹果公司致力于生产世界一流的产品，并为所在市场的消费者提供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我们也与全国270多个城市超过500个授权服务点密切合作。我们的团队一直努力超越消费者的期望，并高度重视每一位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该声明被网友批驳“毫无悔意”。

3、自2012年6月以来，中消协联合各地消协组织3次点评苹果维修不公平格式条款和问题。近期，央视、《人民日报》等媒体也在不断报道苹果售后维修存在问题。

4、曾多次点评苹果公司“霸道”维修的中消协发出公开劝谕书，指苹果公司承认iPad是便携电脑，但在提供三包服务时，部分授权服务商却未依据相关规定，对主要部件提供2年的三包服务。中消协就此敦促苹果公司改正问题，并“向中国消费者真诚道歉”。

在劝谕书中，中消协称苹果公司在被点评和曝光后敷衍塞责，避实就虚，“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减轻和规避自身责任，而并没有真正为中国消费者提供高标准的服务”。中消协认为，苹果在中国的保修政策内容与中国法律相抵触，与苹果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服务标准也有一定差距。对于苹果最受争议的整体换修却保留后盖，中消协称，保留后盖的做法模糊了整体换修与更换手机的区别，涉嫌有意规避我国三包规定中对更换手机后三包有效期重新计算的规定。换货时不仅要提供新商品，三包有效期也要重新计算，时间仍为1年，责任涉及修理、更换、退货，远远优于苹果公司维修后商品享受90天保修期或者延续其原有保修时长的计算方式。

此前，苹果公司在发表第二次声明中，对沿用旧后盖的解释为“这种做法较之简单换下单一部件考虑更为周全”。

5、苹果与谷歌，一样地嚣张，不知下场如何？想想中兴、华为在美国的遭遇，有的中国人真是太无节操也太仁慈了吧！